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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人认为，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观影中途拍摄，这么做有何不可？学者曹新明、曹文豪帅在论文《版权视阈下电影作品屏摄行为侵权之思辨——以〈哪吒之魔童闹海〉盗摄案为例》中提到：“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在接受调研的受众中，只有约13.8%的人认为只要有拍摄行为就算盗摄。”在许多观众看来，屏摄和分享照片是为了表达个人情感，网友“Parfait”的话颇具代表性：“拍照不违法，而且用相机拍或者包场拍也不会影响他人，有什么问题？”

　　黄楚新表示，公众自我合理化屏摄的心理，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失调缓解”（当个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矛盾认知或者执行违背个人认知的行为时会产生认知失调，个体会改变或增加认知以缓解不适）：“当个人行为与社会舆论规范相冲突时，人们会通过自我说服来减少心理不适，比如‘我只是留念，不商用’‘就拍一张，不影响别人’，等等。这种行为实际上淡化了屏摄可能涉及权利侵害的本质，会降低公众对权利侵害的整体敏感度，让观众的认知从‘我看了场电影’变成‘我生产了关于看电影的内容’。”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日本、菲律宾、中国香港等地的立法与实践提供了参照。美国通过《家庭娱乐与版权法案》将未经版权人许可的影院屏摄行为认定为犯罪，并注重通过影院豁免权等规定平衡执法风险；日本《防止电影盗摄法》明确排除了著作权法中“个人使用”例外条款在影院场景的适用，避免了合理使用原则在此领域的争议；菲律宾的《反盗录法案》将公共娱乐场所未经授权录制电影的相关行为纳入犯罪范畴；中国香港通过《防止盗用版权条例》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度，甚至将“在公共娱乐场所持有任何录像设备”而无合法授权或合理辩解的行为本身规定为犯罪，并赋予影院管理人员强大的现场处置权。

　　在民事侵权认定方面，可立足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24条的“合理使用”制度，吸收日本法中“影院观影场景特殊性”的核心精神。详言之，在影院环境下，以拍摄方式“复制”电影画面，其行为本身对权利人专有领域的侵入性显著增强，对“合理使用”的认定应较其他场景更为审慎，需综合考量拍摄目的、内容片段对原作品的替代性、传播范围及对电影市场的实际影响。同时，应进一步细化著作权法第24条中“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和“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判断因素，将“对影院首轮放映期票房造成潜在分流”等市场效应纳入考量，从而实现严格保护效果，但路径实现上应侧重司法解释与个案衡平而非立法排除。

　　在刑事归责层面，可强化严厉立场与预防性思维，但必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性。美国与中国香港均将“携带摄录器材”本身直接纳入构罪因素，体现将犯罪防线前移、注重行为本身危险性的“预防性”理念，而我国刑法第217条的侵犯著作权罪以“以营利为目的”为前提，且需达到“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门槛，意味着，我国刑法不能简单移植“持有器材”或“单纯拍摄”本身入罪的模式，而应在坚守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吸收“行为危险性”的评估理念。

　　具体而言，在认定“其他严重情节”时，“热映期”“传播关键情节”等可作为衡量行为危害性的重要指标。对于利用社交平台大规模传播屏摄内容，即使直接营利证据不足，但若其行为实质性地替代了正版观影体验，对电影票房造成了可评估的冲击，并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则不排除构成犯罪的可能。同时，重点打击职业化、团伙化的盗录盗播产业链以及利用屏摄内容进行网络引流、广告变现等变相营利行为。而对于广大普通观众无意识、小范围的屏摄，则应主要通过民事途径、行政执法和影院自律管理来规范和引导。